深度 | 李希贵、冯恩洪、魏书生：教育家是怎样炼成的
刘堂江：办好一所学校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什么？如果只能保留两个是什么?如果只能保留一个呢？
冯恩洪：上个星期五，我听完了十年中的第4765节课。听了这么多节课后，我认识到，课堂是由“教材、教师、学生”这三个要素组成的，而中国现在课堂里普遍存在着两大矛盾。
第一是教材相同和学生不同的矛盾。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，除了教材外，教学目标是相同的，教学内容是相同的，教学过程是相同的，教学进度是相同的，甚至连教学测评也是相同的。我们不禁要问，这样如何解决教材与学生之间的矛盾；
第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。说到底就是老师怎么教，学生怎么学？在目前的大多数学校的课堂，仍然是老师讲授、学生单干为主，这样的学习无疑是被动的、低效的。
我想引用《教育社会学》这本书概论里的一句话：“全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，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，只有一条——减少讲授，走进合作。”所以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是“课堂”，只有调整好了课堂里的这两对关系，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才有可能是高效而快乐的，才有可能办好这所学校。
魏书生：我要说三个因素。第一，民主。所有的人在学校里都有一种主人翁的责任感。第二，科学。学校有一套符合人成长规律，能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的规章制度，大家养成了互相尊重、平等相待的好习惯。第三，好的物质条件。
如果只能保留两个的话，我保留前面两个，但如果只能保留一个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选择。民主和科学，是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的。
刘堂江：不难发现，很多著名教育家如霍懋征、于漪、李吉林、丁有宽也都是语文教师出身，是不是语文教师更容易成为教育家？对非语文专业的教师，三位有何建议？
李希贵：我觉得教师的成长与学科没有多大关系。当然，能文善讲者，更容易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做法。比如在我们学校，有一大批不会写文章但确实有教育家潜质的老师，在我们与学生眼中，他们就是教育家。但是，酒香也怕巷子深，他们没有时间写文章，有些也不太会写文章，还有一些写了文章没有碰到像刘堂江老师这样的伯乐，发表不了，无法传播自己。
所以，我认为无论是干哪个行当，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，你就可以对他人、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所以，我希望其他专业的老师首先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，其次，也要注重积累，注重写作能力的提升。
魏书生：对于语文或非语文学科的教师，我一直提倡，一定要把问题当课程，当课题，去研究，去记录。很多事情不记录，在头脑里印迹就不是很深刻，只有落笔成文，才更严谨，更清晰。
刘堂江：请谈谈你们个人成功的理念、秘诀是什么？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李希贵：到现在为止，我都还不了解成功到底是什么，所以，也一直在追求成功的路上。有些朋友在网上总结了我的一些做法，他们把这些做法称为我成功的关键因素。
第一，寻找制高点。仔细想想，我确实有这个习惯。干一行，就要知道这个行当最高的地方在哪里。只要知道哪个地方有经验，哪个地方在某一个领域有改革，我就去学习，这是我的一个特点。
第二，善于把其他行业好的经验模式嫁接到学校。是的，我特别喜欢看企业管理的书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最好的管理不在教育，不在学校，而在竞争激烈的企业。如何把其中适合的部分嫁接到学校，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事情。
第三，听不同的声音。我愿意汇聚一些在不同领域有特点、有建树、有个性的朋友，来共同切磋，研究事业发展的方向，听各种声音，使各种观点得以碰撞，最后形成自己的想法。
冯恩洪：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，这几个故事也许能代表我的性格。
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工作之初。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，我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只有19岁。我听的第一次课是上海市两位“超级教师”之一——高润华老师的课。听完课，我悄悄地打听高老师多大年龄，有人告诉我53岁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学习结束谈感受的时候，我说：”苍天作证，大地作证，在座的各位父老乡亲作证，本人不到53岁，但在53岁之前，本人的课一定要达到今天高老师的水平！”现在想起来，那个时候确实有些年少轻狂，但从另一个角度，也反映了我的志向，那就是“当老师就一定要当中国最好的老师”。
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0年。6月27号，上海文汇报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《探索者的新里程》，介绍了在新旧交替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，我的德育改革探索，引发了全国教育界的大讨论。没有想到，一夜之间，我就被卷入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深水区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，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。
从此以后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，每天自学一小时，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昨天晚上。学习让我更加懂得“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”的道理，最好是一时的现象，更好才是永恒的追求。衡量一名教师是有生长性的，还是涨停版的，有一个鲜明的标志——涨停版的教师喜欢津津乐道，宣扬自己曾经上过的课是多么的卓越；而有生长性的教师，他会永远觉得上过的课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一定还存在需要改善的地方。
这两个故事印证了我成长中的三个关键词：目标、读书、反思。
魏书生：我的关键词就是：一靠民主，二靠科学。
第一是民主。我当老师的时候，在班上总强调互助和商量。为啥，因为我不会教书，所以只有把所有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助手，而我自己也是学生的助手。当了校长后，我跟老师们说，学校是咱们大家的，老师不是给咱打工，咱也不是给老师打工，咱们是一种互助关系。我的职责就是帮着大家谋福利，让老师和学生都活得幸福一点。
第二是科学。科学就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，要按规律去办事。我干了13年局长兼党委书记，从来没有手机。有人问，那你怎么管教育局?我说科学发展不靠局长管。科学需要大家伙研究自己的县、区域、班级、学科，学习规律是什么？认识规律是什么？计算规律是什么？记忆规律是什么？……研究规律，认识规律，按照规律制定规矩，定了规矩执行规矩，规矩过时修改规矩，规矩过简细化规矩，规矩面前人人平等，规矩之内人人自由，规矩之上没有权威……大家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
刘堂江：校长如何引领教师踏上教育家成长的红地毯？
李希贵：十一学校正在实行一种转型——4100多名学生1960个教学班、一个学生一张课表、取消行政班和班主任。有人问“这样的学校怎么管理”，我回答说“这样的学校没法管理，这样的学校只能靠领导”。领导是什么，领导就是服务，当你为每一个岗位上的老师去服务，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他们就会有前进的动力，他们就愿意在自己的领域去努力。
在十一学校，我给自己的定位是“首席服务官”，如果说有所引领的话，那也不是校长引领，而是文化引领。我到十一学校前三年，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老师们一起探讨学校的文化，梳理学校60年来的成功经验，最后总结出十一学校未来成功的要素和追求的价值观，包括文化假设，这个行动纲要就成为十一学校的“宪法”，成为大家共同的文化追求。这种集体“股份制”的文化价值观，在引领着十一学校的每一位教师，也引领着校长。所以，在一所学校里，要培养教育家型的教师，仅靠校长的引领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有学校共同的文化。
魏书生：我和希贵校长的想法一样，校长引领什么，主要是引领大家享受幸福快乐，让教师教得幸福，让学生学得幸福。我当局长的13年中，年年都印制工作日记本赠送给市直中小学教师。在日记本的页眉上，我印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学习、工作、尽责、助人，是享受”，年初是这句话，年末还是这句话，2000年是这句话， 2010年也是这句话。为什么？我是想让大家坚守住这种正能量的价值观，无论学校环境怎么变化，内心不动摇，不懈怠，不折腾，做深做细，做大做强，这样大家会越来越幸福，学校也会越办越好。
刘堂江：请三位讲讲，在你们的成长轨迹中，有哪些关键的节点？
李希贵：第一个节点，是我刚刚当校长，有机会听了魏书生老师的报告，才知道，班上可以做到“事事有人管，人人有事干”。可惜那时，我已经不当班主任了，所以我把魏老师这种治理班级的思想迁移到学校，让学校的民主氛围更浓厚一些。
第二个节点，是我到高密一中当校长，看到《人民教育》上刘堂江老师写的《跨世纪教育工程》，介绍了上海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的改革事迹，我又认识了一个概念：“合格+特长”。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在当时是有风险的，对传统的教育观念是一种很大的冲击。我觉得非常了不起，就去建平中学考察学习。
第三个节点是1999年，刘堂江老师领衔到山东潍坊采访高密教育，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通讯《为四十岁做准备》。成为我人生节点的不是这篇报道，而是我送刘老师回京到火车站，临上火车时，他跟我“约法三章”。第一条就是，千万不要离开教育。十几年来，这句话虽然一直“约束”着我，但也一直激励并鞭策着我。
魏书生：我的三次节点都与工作的变化有关。18岁的时候，我上山下乡，种了十个月地后，公社看我种得挺好，就让我教书。当时我真没想过教书，也不愿意教，但教后才发现，挺适合，教了两年书就成了“全地区教育战线先进个人”。
21岁的时候，组织让我进工厂，我不愿意去，因为那时教书已经教上瘾了。我翻来覆去要求了六年，几经波折又重新回到学校。因为干得好，1986年当了校长，1997年当了局长兼书记，又干了13年。退休后，我仍然在学校，继续和孩子们打交道。
冯恩洪：我的教育人生大概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1985年以前，我做了20年的教师，做了20年的班主任。第二阶段起源于1985年，我受邀在教育部召开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发言，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，我被任命为上海市建平中学的校长，继而是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。第三阶段，是从2003年我请辞建平中学校长、建平教育集团总校长至今。
在这三个阶段中，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。第一件事发生在1993年，当时的建平中学声誉渐起。在那个年代，招生很严苛。有个孩子差了三分，他的家长来找我，谈了两个小时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中途，我要去洗手间，他去洗手间看了看，确定没有第二扇门，才让我去，然后，还在门口把着，生怕我溜掉。说实话，那天我很恼火，回家带着情绪跟我爱人说了这件事。我爱人很平静地告诉我，如果她是这个孩子的家长，她也会这样做。这句话，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，对我的教育人生影响也很大。
第二件事发生在两年前，我受重庆市教委委托，担任了60所农村小学软件、硬件同步提升的“领燕工程”的首席专家。一次，我到一所镇上的农村中学听课《幸福在哪里》。老师教得很好，最后五分钟，老师引导学生们寻找身边的幸福，一个女同学的发言让我热泪盈眶、百感交集、记忆犹新。她说：“我一岁时妈妈离家出走，七岁时父亲惨死在车轮之下，我和爷爷相依为命到13岁。当我接到初中入学通知书的那天，爷爷撒手人寰，我成为南川地地道道无依无靠的孤儿。但是，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单，因为在学校里、在课堂上是如此的快乐，我每天生活在快乐中，幸福就在我身边。”
我以前不太清楚我在寻找什么，但是，这两件事情让我渐渐清晰，让我下定决心继续追求“优质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希望我们的教育能给孤儿也带来幸福和快乐。
刘堂江：教育家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?回望民国时代，陶行知、叶圣陶等一大批教育家涌现。大师云集不应该是偶然的，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适合教育家的成长？
冯恩洪：根据我的成长经历，我一直很感激国家的政策。当年，作为中央决定的改革开放区，浦东的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。在上海其他各区的校长们怨声载道会议太多的时候，浦东的校长则是“盼会”。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，我问他，对建平发展有哪些要求。他笑着对我说：”以我对建平的熟悉程度，我怎么想也超不过你这位天天都在想的校长。我的责任就是，当建平的发展需要市委市政府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时，我来帮你创造，至于建平校园内的事情，我一概不过问，相信你会做得很好。”
2005年，国务院批准了浦东先行先试的综合改革实验，包括：1.校长负责制，校长兼任党委书记；2.副校长是校长提名备案制；3.学校机构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政府管一所学校就是管一个人，信人不疑，疑人不聘。我个人认为，在这种环境下才有可能出有思想的人，进而产生教育家。
李希贵：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文章——《为什么不听话的校长往往能办好学校》，觉得不好，想改成《为什么好学校的校长总是不听话》，感觉也不好，所以一直没有成文。
其实，我一直认为，企业家、教育家、艺术家，无论是什么家，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——那就是“灵魂”，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。
但是，在教育界，对于校长，很多时候大环境使他难以拥有这个特质，我们用一刀切的各种方式来给他带镣铐，上枷锁，使每个校长都变成听话的“执行者”。这个“大环境”并不是指教育部门内部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多种因素造成的。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，再一次强调放权，但是目前，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本身“放权”已经没有多大意义，因为最近十几年，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已经被其他部门收走了，人权让给了人社部门，财权让给了财务部门，建设权让给了发改部门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把“放权”的矛头再指向教育，教育就显得有点可怜了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发现，当教育行政部门把这些权力都丢了之后，又在学校进行了新的“搜刮”，把学校剩余的那点权力一收再收，教学进度、课堂模式、学习资料……一层一层“剥”下来，到了校长头上，应该有的权力都没有了。
目前，在教育界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，不容乐观。我认为，要培养出有思想的校长，这些东西都应该“洗洗澡”。
刘堂江：请三位校长每人说一句话勉励全国的校长和老师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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